毛振華：正確認識周期，理性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近期各界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頗多、分歧也不少，比如宏觀政策的發力點究竟應在何處？是在貨幣與財政層面采取總量政策加碼調控力度，還是從市場主體與制度改革層面發力？等等。
造成當前分歧的主因，在于今年以來雖出臺多項穩增長政策，但社會各界所期待的經濟“強勁反彈”并未出現。早在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過后，我就曾提出要防止經濟修復出現“強信號、弱反應”現象，今年年初以來，我也曾在公開場合多次提出要防止出現“強政策、弱修復”的局面。
從今年以來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穩增長政策出臺后的效果遠不及預期。為何會出現這一情況?是傳統的調控政策失靈，還是政策的著力點有誤，亦或是其他問題？在此我和大家分享下我的一點思考和感受。
一、確定政策目標之前需要準確判斷經濟所處的周期階段
宏觀調控的目標簡單來說就是對癥下藥，但在開出藥方之前，首先要對經濟的“癥狀”本身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與判斷。與一部分專家學者的判斷不同，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主要是長周期性因素所決定的。
過去在中國經濟周期處于上升期時，即便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一些短期、暫時性的問題，只要及時采取相關的政策措施予以干預，通常經濟很快會回到原有的增長路徑上來。但是，當前中國經濟所處的階段不同于以往，如果經濟正處于長周期的下行期，那么宏觀調控首先要著眼于幫助經濟運行筑牢底部，而非著眼于實現經濟刺激下的迅速反彈。
我認為當前經濟內外部、長短期問題交織疊加，長周期下行的趨勢較為明確。從經濟運行來看，隨著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以及房地產等領域的資產價格大幅上行，資產泡沫累積；從經濟運行所伴生的債務周期來看，長期積累的債務風險逐漸升至高位，包括政府債務、企業債務甚至是個人債務問題都在可持續性上遇到了瓶頸；
從產業鏈的重構來看，受到中外防疫政策有所區別以及美國主導的制造業回流等政策影響之下，我國供應鏈面臨較長期的遷移或調整壓力，特別是去年以來我國部分訂單及產能轉移至海外其他國家，且短期內難以恢復；
從外圍環境看，一方面是全球經濟延續放緩態勢，另一方面是中美大國博弈基調不改，雖然美對華政策當前轉為“去風險”，但其“小院高墻”的政策措施在高技術等領域進一步強化，新冷戰的風險在上升而非下降；
從國內微觀主體來看，當前居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較弱，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投資意愿不強，長期來看人口拐點也已經到來，人口結構呈現少子化、老齡化的特征，人口紅利也有所削弱；此外，社會思潮愈加紛繁復雜并對經濟產生潛在、廣泛的影響，等等。
這些短期因素與長期因素疊加，最終形成當前我國經濟的復雜局面，很難依靠簡單的調控政策就能扭轉整體局勢。因此，當前我國經濟修復所處的背景，將是一次比較大的周期性調整，而非經濟短期下滑后的反彈，對于經濟實現短期強勁反彈的預期并不現實。
二、在經濟出現大的周期性調整之時，需要謹慎使用凱恩斯主義政策
當前中國經濟仍處于下行周期且尚未觸底，宏觀政策目標應該是筑牢經濟底部，而不是一味通過短期政策去試圖刺激經濟實現強勁反彈。凱恩斯主義為短期的刺激政策提供了理論支持，逆周期調節手段也已經被各國政府所廣泛采用，而且政府作為“有形之手”發揮作用，是天然的凱恩斯主義信徒。
但是，凱恩斯主義在不同國家、不同階段的實踐效果不盡相同，需要全面理解凱恩斯主義。從美國、日本兩國的實踐經驗來看，二者政策效果有所區別。在美國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新政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管理，幫助美國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政府以凱恩斯主義理論為主要依據，對經濟進行大規模的干預，促進了美國經濟修復。但日本的情況與美國不同，與我國類似，日本在經歷了長期的高增長與資產泡沫之后也終于遇到了周期調整，為應對二十世紀90年代后的經濟放緩，大規模擴大政府債務和政府投資，提高對部分重點產業的支持力度，同時配合擴張性的貨幣政策。
但是日本所采取的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效率并不高，公共投資的GDP拉動乘數偏低并對市場產生了擠出效應，而且較難轉化為居民部門的收入與消費。這樣，一方面日本政府債務規模在短期內迅速攀升，隨后日本成為全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最高的國家，另一方面日本經濟增速并未擺脫低迷，日本的居民消費也沒有得到改善，家庭部門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總體在55%以下，資產價格也長期低迷，最終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所以在面臨長周期經濟調整的背景下，凱恩斯主義政策顯然是失靈的。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并非是短期問題，因此需要謹慎的使用凱恩斯主義政策，此外還需要注意到，我國的宏觀操作在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作用是不平衡的，存在一定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
中國經濟與全球其他經濟體一樣也分為供給端和需求端，但是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特殊的產業政策長期以來主要在供給端發力，包括基建投資政策短期來看是促進需求，但長期來看還是在供給端增加了產能，這是中國經濟運行過程當中所存在的體制機制方面的特殊性。
張維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曾經圍繞產業政策的效果產生了激烈的爭論，無論我們認為哪一方是正確的，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是否需要通過貨幣、財政、產業政策進一步擴大市場干預，這個問題值得討論和反思。
三、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的作用，出臺“十萬億”消費支持計劃
政府層面的宏觀政策發力與市場層面的體制機制改革二者不可偏廢、不可替代，其中更為重要的是需要清醒認識到市場是財富創造者，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因此對于市場體制機制的持續完善改進尤為重要，政府的作用往往局限在現有資源和財富的重新配置。
要持續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并且要“把激勵機制搞對”，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第一要務落到實處，加大官員經濟指標的考核比重。我過去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歷史經驗，認為“提高積極性”這五個字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激勵機制層面釋放了市場和微觀主體的積極性。當前經濟處于調整周期，民營企業出現不敢負債、不愿負債的情況，居民包括一般工薪階層也出現躺平，期待和欲望降低。
目前政府官員在經濟領域也出現躺平不作為的情況，由于政府是資源的再配置者，官員的躺平對于經濟效率將帶來負面損失，甚至可能會誘發各個層面“同步躺平”。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也是要理順激勵機制，雖然政府工作很勤奮，但對非經濟指標考核比較剛性，對經濟領域考核非剛性，這就與過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首要目標出現了比較大的偏差，因此當前應加強地方政府官員在經濟增長領域的指標考核，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落到實處。
宏觀政策目標應以筑底企穩為主，建議分期發放現金或貨幣補貼，出臺“十萬億”民間消費支持計劃。以上分析說明，當前的宏觀政策目標應是筑底企穩而非短期反彈，需要避免出現日本當前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其中重要的一條路徑是將政策的重心更偏向于居民部門的需求端。
如果經濟增長都是基建部門和國有企業通過投資實現，那么民間和市場也就沒有了活力和動力，反而可能會加大經濟的長周期下行的壓力。疫情以來美國三輪財政刺激實際發放金額約在5.4萬億美元左右，對于美國經濟修復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當前我國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40%，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處于最低水平，建議出臺一個“十萬億”民間消費支持計劃，采用分期發放的形式，向居民部門投放十萬億左右規模的現金或數字貨幣，既有對過去疫情沖擊的緩沖補償，也有對未來經濟發展的前瞻性考量。長期以來我國政策側重在供給端發力，在消費端的宏觀政策還存在較大空白。
在當前基建投資效率邊際遞減、優質項目數量不足的情況下，“十萬億”消費支持計劃相較同等規模的基建投資對于經濟的提振作將更加顯著，要改變過去只有投資才能拉動經濟的看法。
以往一般認為經濟總是處在某種不確定性當中，而我認為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困難以及長周期下行的格局實際上是確定性的。但在這種確定性之下，我們自己能否開出正確的“藥方”，能否通過中西醫方法既“靶向治療”又“固本培元”，能否通過市場化的路徑和機制調整激發各個部門的活力，還是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因此對于每個個體而言，還是要堅持做好自己的事，“在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選擇熱愛生活”。
以上觀點整理自毛振華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75期）上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