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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習特會之后的全球政治經濟安全新版圖

作者:李成 來源: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 時間:2017-04-26

編者按:

2017426日下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資深研究員李成做客我院智庫報告廳,做了題為《習特會后的中美關系:政治經濟安全新版圖》的演講,以下是演講實錄,已經演講者本人審閱。


【主持人:張思平】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智庫報告廳非常榮幸地邀請到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先生來做演講。首先,我們對李成先生的到來表示熱烈地歡迎!

布魯金斯學會是美國乃至全球最著名的智庫,其中,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也是美國對中國問題研究最權威的一個機構。李成先生多年來對中國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很深入的研究,為加強中國和美國的關系,促進兩國人民的友好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李成先生對我們研究院也非常支持。去年,在第三屆大梅沙論壇上,李成先生做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演講?,F在,大家非常關注習特會后中美關系的變化,我們就請非常權威的,既了解又了解的李成先生給大家做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講。歡迎李成先生給我們做報告!


【李成】大家好!謝謝張思平理事長的邀請。這是我最近一年當中第二次來深圳,上次大梅沙論壇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從研究的主題,到多元化的演講者,到對中國、世界前瞻性的分析,都說明大梅沙論壇是中國的一個品牌論壇,在此表示祝賀!同時,也祝賀創新發展研究院在過去短短幾年當中,成為中國頂端的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智庫。實際上,我也非常關注在中國發生的一些變化。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書,研究關于中國智庫和思想家的崛起。中國經濟改革的奇跡不會是在一個知識界、思想界的真空中發生,而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思想底蘊。習主席非常重視智庫的發展,我想現在沒有一個國家,包括美國,以及很多歐洲國家,能夠像中國這么重視智庫。這對我們來講有很多東西值得學習。再次感謝有這次交流的機會!



一、習特會后的中美關系


(一)戲劇性的扭轉

習特會的發生,是大多數人都沒有預料到的,至少沒有預料到會以這么快的速度發生,而且結果這么好。我想從中方的期望、美方的一些考慮,尤其是特朗普對華政策的軌跡,來解釋他戲劇性的轉變。同時,我用了習特哥倆好通俗的語言來形容中美首腦的關系。特朗普對習主席訪問進行的一些語言形容讓許多人尤其是美國人非常驚訝。

201611月以來的5—6個月當中,中美關系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特朗普還在競選的時候,就以反華或者批評中國著稱。他批評奧巴馬、希拉里在人權問題、貿易問題、南海問題上對中國的軟弱。他當選后見的第一個外國人是安倍晉三,隨后還跟臺灣領導人蔡英文通了電話,這一舉動挑戰了中國的底線。到目前為止,白宮的團隊大多還是對華強硬人士。不過,以后可能會有一些調整和變化。后面發生的事情非常戲劇性,他不顧華府各界的嘲諷,決意邀請習主席訪美,而且邀請習主席到他自己家里。中美關系像過山車一樣出現了180度的變化。

盡管充滿了戲劇性,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些變化,就會發現,特朗普在競選總統前后并不是對中國所有的東西都是負面的。實際上,在他就任總統之前,尤其是就任總統之后,他不斷地釋放著很多積極的信號。第一個信號是任命艾奧瓦州的州長布蘭斯塔德為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在80年代中跟習近平有過交往,同時,他也是美國州長中擔任時間最久的一位。這個大使任命是非常特殊的,因為這個任命早于對國務卿的任命。一般來講,總統上臺后先是任命國務卿,然后再任命聯合國大使,然后過幾個月才會任命駐外主要國家的大使,如駐中國大使、駐俄羅斯大使等。但是這次特朗普很早就任命了駐華大使。這是非常重要的信號。表示了特朗普對中國的重視和希望跟習主席搞好私人關系的愿望。

第二個信號,美國的媒體沒有注意,中國的媒體也沒有報道, 特朗普最初提名幾位內閣部長的時候就提名了趙小蘭。美國很多人認為這是由于趙小蘭的丈夫是共和黨的大佬和參議院多數黨的領袖,但是他們忽略了趙小蘭跟中國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她被任命的職位是交通部長,而在美國的基礎設施中,交通是一個重大的板塊。這里面蘊含有很多今后政策走向的意圖和考慮。

第三個信號,特朗普近期曾三次請教基辛格博士?;粮袷且詫χ袊押弥Q的,最近我注意到中國有人對基辛格不以為然。我認為當今在美國很難找到比基辛格對中國更友好的政治家了。如果中國不把基辛格認為是朋友的話中國就沒有朋友了?;粮翊_實也主張美國跟俄羅斯搞好關系,但是這不是冷戰時期的三國關系,他認為這三國要通過合作來共同處理世界面臨的一些問題。所以,在中國一些評論人士對基辛格有一些誤解,但是中國領導人對基辛格的理解是對的。習主席在特朗普就任前又見了一次基辛格。


(二)《交易的藝術》和特朗普的慣用策略


如果我們仔細了解特朗普作為一個商人的行為模式,我們可以看到為什么他在選舉以后的一段時間當中對中國強硬。在特朗普的書——《交易的藝術》當中,他講到談判技巧時有三點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談判的時候,必須把對方最在乎的東西而又先前不在談判桌上的內容即刻放到談判桌上來談。

第二,開始談判的時候,出價要近乎荒謬般的高,然后逐漸降下來,這樣你永遠處于不敗之地。你會處在一個非常好的地域,而對方還覺得你已經妥協了,實際上你是贏家。

第三,談判中,所有的議題應該是相聯系的,不要一個是經濟、一個是政治、一個是安全。所有的東西要放在一起,這樣可以擴展最后討價還價的余地,使你贏得主動。

我們可以仔細想想這三個具體的談判手段,被用于他的哪些對華政策,或者是對中國的一些行為和舉措?

第一個,可以想到臺灣問題。因為中國一直認為臺灣是中國的底線,是不能談的東西。

第二個,可以想到貿易稅率的問題。45%的稅就是一個非?;闹嚨臄底?,是不可能的事,真要讓中國交45%的關稅會影響美國本身的貿易。他可能最終想到的是20%、15%或者是10%,但是他提出了45%,這是他的談判手段。

第三個,就是朝鮮問題。他就認為在朝鮮問題上你跟我配合,我不把你定位為匯率的操縱國并推遲或取消在貿易和其他問題上對中國的壓力或非議。

這些所有的問題都是連在一起的。如果你看過他的書,就會發現其實里面早就有答案了。所以,特朗普也許是一個多變的人,但他不是一個復雜的人,實際上挺簡單的,仔細看他并沒有什么秘密。他跟中國的關系其實不是突然變化的,而是早在情理當中。他希望中國在很多問題上能夠跟他配合。我覺得,雖然很多人說他學問貧乏,但他可能比前幾屆的總統更了解中國人的想法,他和中國人一樣有較多的全方位思考,把很多似乎沒有關聯的東西都連在一起。我想,也許在這個程度上,他跟前幾屆總統很不一樣。

正是因為這樣,從美國方面看,許多人問他為什么要這么早邀請習主席?當然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朝核問題非常緊迫,第二是他在跟俄羅斯改善關系方面寸步難行。當然,他一開始想跟俄羅斯改善關系,但是在美國阻力重重,幾乎做不到,所以,他馬上開辟另外一條道路。其實,就我看他現在還是想跟俄羅斯搞好關系。


(三)中方對習特海湖莊園峰會的四大期望


從中方來講,為什么習主席要見特朗普?很多人說特朗普非常不靠譜,新總統自己危機重重,中國領導人干嘛這么早去見他?但是我覺得,要見就早見。 事實上很多人排著隊見,比如日本的安倍、加拿大總理、英國首相、德國總理、以色列總理等等都已見了特朗普?,F在不見以后見,難道等他再見過安倍、見過印度總理以后再見嗎?這是沒道理的。正是因為特朗普有更多個人化的因素,更應該盡早跟他取得聯系,來產生工作上的默契,或者在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

以我的理解,中國方面有四個方面的目的。這四個方面,中國只要取得一方面的成功,這個訪問就可以說是成功的了。但實際上至少達到了前三個方面的目的。甚至有可能全部四個方面的目的。當然第四個目的的完成需要時間和具體實證的檢驗。

第一,兩國元首建立個人關系。從毛澤東與尼克松,周恩來與基辛格,鄧小平與老布什,他們之間的私交實際上在書寫歷史,改變歷史。舉一個例子,我認為正因為毛澤東與尼克松、周恩來與基辛格的個人關系使中美贏得了冷戰的勝利,而不是人們常說的里根贏得了冷戰的勝利。是尼克松打開中國大門的訪華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我認為,習近平跟特朗普的私交影響也會是同樣重要的。

第二,為兩國的戰略關系定位。中美領導人決策的時候概念很不同。中國人比較考慮大的、結構上的,你怎么來定義我,你在戰略上是怎么給我定位的,我們的關系應該怎么進行戰略定位?而美國人更多的是看一些具體的問題,比如臺灣問題、南海問題、東海問題、貿易問題、人權問題等等。中國人對這些具體問題不如對戰略問題那么感興趣,而是認為如果你把我作為朋友,那么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談;如果你把我作為敵人,那就沒有任何東西值得談。這就是為什么習主席提出了新型大國關系,最主要的就是友非敵的關系。特朗普也認可了這個大國的關系,而不是像前任那樣帶著意識形態來看這個問題。

第三,雙方建立新的工作機制。我們知道,過去十幾年中國和美國建立了很多談判機制,共有多達105個,包括環境、人權、地方、法律等等。但是,特朗普要把這些都改變,要變成主要四個領域:戰略、經濟、網絡安全執法、社會和文化交流,而且很明確地表示這些對話機制不像以前中美雙方各說各的一套,結果什么都談不成。他要求要看到結果,更多地是要有交易,要解決問題。

第四,討論迫在眉睫的關鍵問題,主要是關于朝核問題和如何避免貿易戰的問題。這個談判的內容我并不是很清楚而且中美雙方目前不太可能十分清楚。不過,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達成默契,從邏輯上講,是無法想象在前面三個領域會取得現在這么大的成果的。因此,這次會面有可能在四個領域都取得了很重要的突破,尤其是在建立私交方面。兩位領導人在會晤中表現出的親密舉措,包括家庭聚會等等,讓很多美國人跌破了眼鏡。而且,特朗普說了很多令人驚訝的話,包括我們建立了非凡的友誼,這是一個美麗的開始,還說我真的喜歡他,我想他也喜歡我,我認為我們兩個人的關系非常好,我認為他是能和我相處非常好的一個人,我們的關系很默契”……最后新華社將這次訪問定位為友誼之旅??梢钥闯?,中美首腦都以非常積極的態度來看待他們的見面,他們形容這次會談時最常用的詞匯就是友誼。


(四)習近平和特朗普的相似之處


為什么他們能夠形成這樣的關系?這一私交是不是靠譜?能不能持久?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他們見面前一星期,我發表了兩篇文章,強調了他們建立友誼的可能性,和習特兩人的共同點。但是西方往往強調習近平跟特朗普不同,實際上他們的共同語言比我們想象的遠遠要多。我舉了幾個例子:

兩位領導人都是非常強的領導者,習近平有中國夢,特朗普要使美國重新偉大;兩人都把反腐敗作為政治上的策略;兩人都不喜歡受行政體系束縛,喜歡果斷地采取一些舉措;他們對媒體自由都有很強的保留態度,同時又非常重視使用社交媒體,特朗普不斷地寫推特,習主席的粉絲有學習小組;同時,兩人對國內政治與外交事務的緊密關系都非常敏感;兩人都非常重視基礎設施,比如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亞投行以及前一段時間公布的雄安新區發展戰略,而特朗普本身就是一個房地產商,基礎設施是他重整美國最關鍵的一項工作,所以他們有太多的共同語言。此外,最主要的是兩人都是樂觀者,都能夠將逆境中的因素轉為己用。丘吉爾曾經說過樂觀者和悲觀者的區別在于:樂觀者在危難中看到的是機會,而悲觀者在機會中看到的是危難。仔細想想,習主席五年前開始領導中國,當時也是中國問題非常多的一個時期。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習主席有志于改變中國的逆境,雖然也付出了很多的代價,但是對這些問題他處理得非常好。



二、習特會后的中美政治關系


(一)美國的分裂


在特朗普當選之前我說過他為什么有可能取勝,我認為他靠的是五反。首先是反腐敗。他反對現存政治制度中的政商勾結和政治腐敗,無論是希拉里、還是奧巴馬,不管是政治、宗教、教育,還是體育領域的腐敗。當然你也可以說他自己也有問題,但是他以此取得了民眾的支持。其次是反精英。包括他對主流媒體的不滿和對知識分子的攻擊。再就是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民權。如果說前兩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后三個在一定程上是跟美國的價值觀相違背的。事實上,支持特朗普的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反全球化的人不一定反民權,反移民的人不一定反精英,反腐敗的人往往不反民權。但是,在201611月,所有的這五反勢力走在一起,使他取勝了。這個取勝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特朗普有很多人格缺陷,他的很多行為令人無法接受,包括很多觀點跟美國主流價值觀是相違背的,而且對女性、殘疾人、少數民族的態度是一般人都無法接受的,如果是大學教授這么說,都是會被開除的,但是他居然做了總統。但是反過來講,如果他的人品好一點的話那還不大勝了?

這反映了美國的分裂,美國現處于難以修復的種族歧視和社會分裂的狀態,伴隨著媒體對總統經久不息的嘲諷,這種分裂牽涉的是價值觀的對立,而價值觀的對立是沒那么容易修復的。同時,還有關于總統與俄羅斯關系的調查,這也是一個不會短時間消失的問題。


是前幾天剛剛出來的統計結果,關于在總統大選中亞裔不同的種族的投票比率,藍色是投希拉里,紅色是投特朗普??梢钥闯鲈诎突固?、孟加拉國、印度、阿拉伯、印度人、韓國人、柬埔寨人中支持特朗普的比例很少,華人比多數亞洲人多一點,但也只有不到1/4的人投了特朗普,大部分人還是投了希拉里。亞裔跟其他少數民族包括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大多數都投了希拉里,可以看出美國在種族上的分裂還是很明顯的。


(二)特朗普的團隊


在海湖莊園短期訪問期間轟炸敘利亞時特朗普的決策團隊,這是他核心的團隊。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跟中國的關系是比較友好的,去年曾訪問北京和杭州。但是他非常保守,對于墮胎、同性戀等問題都非常保守,所以,美國的開明派對他的仇恨和忌諱遠遠超過對特朗普。這是為什么民主黨始終不想現在彈劾特朗普,而共和黨某些人想彈劾特朗普的原因,就是因為副總統代表極端保守勢力。



特朗普的女婿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是他的左膀右臂。他的白宮核心團隊是三個人,包括白宮辦公室主任萊恩斯·普里布斯(Reince Priebus)、總戰略師兼顧問斯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顧問凱莉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這里面最主要的是斯蒂芬·班農。從新聞上看,我們會覺得特朗普好像要把他趕出去,實際上真真假假不那么簡單。而在對華問題上,斯蒂芬·班農的影響也是非常重要的。國務卿蒂勒森,跟俄羅斯有很密切的關系,以后在中美關系中也會起一定的作用。

特朗普的經濟團隊主要是財政部長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他們都來自于高盛,這也說明了為什么特朗普跟華爾街之間的關系在選舉后可以迅速地改善。

他的安全團隊是三位軍人,我們知道美國的安全團隊大多數時候不是軍人,而是文職人員,但是這次是三位退伍軍官。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將軍(James Mattis)、國家安全顧問赫伯特·雷蒙德·麥克馬斯特(Herbert RaymondMcMaster)、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凱利將軍(John Kelly),其中最重要的是麥克馬斯特,他是口碑非常好的一位軍官,他代替了與俄羅斯關系密切的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這也意味著白宮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改變。

亞洲事務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白宮中國事務主任喬納森·弗里茨(Jonathan Fritz),這是中國問題的專家團隊。其中,43歲的博明以前是華爾街日報駐中國的記者,參加過美國的海軍陸戰隊,跟邁克爾·弗林有很多的交往,所以由于弗林的關系,他進入國安會,成為亞洲的資深主任。彼得·納瓦羅是以反中國著稱的經濟學教授,也算中國通,是個極端的反華貿易保護主義者,但是他跟研究中國主流的專家關系一直不好。喬納森·弗里茨還沒有宣布,他現在在中國大使館從事經濟方面的工作。這幾人的職務都比較低,經驗也不是特別豐富,決策最終還是由高層來決定,他們主要是落實運作。


(三)中美友好關系新共識的艱難


剛才講到了中美關系有關機制方面的問題,包括兩國首腦友誼的建立、中美的融合,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邊關系。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兩國關系中的問題和挑戰。

首先,目前美國商界對中國持非常批評的態度。他們要求國會對中國強壓,尤其是對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鋼鐵和其他產品的反傾銷。 同時由于其對中國涉外新法律的困惑,他們反對中國的聲音越來越強。

第二,美國的智庫對中美關系的研究報告日趨負面。在2007年美國外交委員會出的報告中,對中國是非常友善的,而且提出了對中國今后發展的很多樂觀期望;而美國外交委員會在2015年發布的一個報告中,非常強硬地提出中國威脅論,包括軍事威脅和經濟威脅;再到2017年,亞洲學會的報告,本來是準備寫給希拉里總統的,也提出要對中國強硬。所以,美國的智庫現在對中國的批評聲音越來越強、越來越負面,這個傾向中國方面應該要更多地了解。

第三,民調對中國看法日趨負面。圖3是皮尤民調公司剛剛完成的美國民調,橘黃色是美國對中國負面的看法,綠色是中國對美國的負面看法??梢钥闯?,美國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從2005年的35%上升到去年的55%,整個環境是非常不盡人意的。



美國人對中國擔憂什么?批評什么呢?最多的是經濟方面,包括網絡攻擊、中國環境污染對美國的沖擊,美國的喪失就業,美中貿易赤字,中國的人權問題以及臺灣問題等等。



三、習特會后的中美經濟關系


(一)特朗普的經濟藍圖


在經濟方面,特朗普的藍圖表現得很清楚:第一,減稅。不僅是減窮人的稅,更重要的是減富人的稅,最高從45%左右的個人所得稅減到25%,這是為什么他得到富人支持的原因,包括華爾街投向他。公司稅方面要從35%減到15%。這會大大刺激美國的經濟、美國的市場。


第二,貿易保護主義。要大幅增收外國商品進入美國的關稅,主要是中國。美國的貿易赤字有7080%來自于中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他一定會對中國強硬,不管兩國關系怎么好,特朗普都會對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施壓。不要把這解釋為特朗普的個人看法,其實美國各界人士都覺得美中貿易不公平。我個人也同意這一觀點,中國本身的保護主義已經到了最終會損害其自身利益的地步,當然這不是說美國沒有問題。但這是不同的問題。

第三,制造業回歸美國,吸引美國企業在海外數以萬億的美元回流。在過去的三四十年當中,美國制造業不管是就業人數還是就業總數的比例都在下降,所以迫切需要重整、改變。


第四,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去年是三十年當中美國在基礎設施方面投入最低的年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入大大縮小。特朗普計劃將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從5500億上升為未來十年的1萬億。


(二)特朗普經濟新政的障礙和可行性憂慮


特朗普經濟新政的障礙首先來自于資金困難。美國現在債務累累,特朗普的經濟舉措會讓美國重新欠很多債,而且國會也不會批準。我們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這使我想到了美國為什么不參加AIIB?為什么不參 OBOR?我告訴你們,也許你們無法相信,原因就是沒錢。因為這些都是需要國會審批的,即使他想做也做不了,這跟遏制中國并沒有直接的關系,更多的是經濟的原因。所以,沒有國際合作,他根本就做不到基礎設施這一塊的大規模發展,而國際合作主要是來自于中國。但是,中國大多數人還是會錯誤地認為這是為了遏制中國。

再者就是勞動力方面的障礙。特朗普要在與墨西哥的邊境上建墻,但墨西哥人對美國的貢獻太大了。建了墻以后,美國的勞動力從哪里來?很多白人不愿意做苦力,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A設施建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勞動力和財力,因此,特朗普的政策中也有很大的可行性的憂慮。


特朗普有一點做得非常厲害并且已經開始著手,就是大幅度地削減財政預算,圖7是美國幾個部財政預算削減情況,可以看出,包括教育部、勞動部、農業部、環保部、國務院等等都在削減,并且是大幅度削減;只有退伍軍人、國家安全部和國防部是增加的。


藍線表示美國的勞動生產率,而紅線是就業,紅線下降而藍線上升,這說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在不斷增長,但是這個增長不需要勞動力,而是通過機器的替代、科技的發展實現的。所以,很多人認為讓制造業回到美國實際上解決不了就業的問題。

再講講美國中產階級的萎縮。中國必須要注意到美國人為什么對中國有很多批評,這跟他們本身的經濟處境的變化是有關系的。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沒來過中國,他們根本無法想象中國的富人乃至中國的中產階級有多富。中國的中產階級自己覺得日子難過、困難,但是畢竟中國的中產階級還是在增長。但美國的中產階級是在萎縮,目前已經低于50%了,而且很多所謂的中產階級是負債的,如果他們失業,問題就很嚴重。美國的房貸對中產家庭的負擔很重 。


中國服務業的保護主義跟美國相比是非常明顯的。這也說明為什么美國很多企業一直在抱怨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這在未來100天美之間的談判當中一定會是一個主要的內容。

當然美國也有很多限制中國投資的舉措,比如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CFIUS),這是中國大企業到美國投資需要通過的一個審查。CFIUS使很多外國公司花了很多財力物力但最后不能在美國投資,美國經常以國家安全為由來限制。在2012年到2014年間,被CFIUS審查不通過的案例中,中國有68個,英國是45個,加拿大是40個。中國的數量遠遠超過日本、加拿大、英國、法國和其他國家。所以,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的針對性非常明顯。就是以國家安全為由,不讓你投資。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特朗普跟中國關系的改善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少這樣的阻礙。


(三)中美經濟的互補性


我個人認為中美經濟還是互補的。首先我們要看到中國和美國作為第一經濟體和第二經濟體的巨大市場,同時,中國目前國內消費在增長,服務業在發展,這正是美國所需要的。以往美中經濟關系最主要的問題是,美國人消費太多,沒有存款,而中國人存款太多沒有消費,這種互補性現在依然存在,而過去幾年當中中國消費和服務業的增長可以減少這種狀況。中國的綠色經濟有很大的潛力。因為美國在這方面也有優勢。對美國來講,美國振興基礎設施需要中國大量資金的投入。這里有一個數字,根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2016年前10個月,國內基礎設施總投資為1.4萬億美元,這多于特朗普上臺前10年美國基建投資計劃的總數。



四、習特會后的國際安全問題


()首敵在中東


在安全問題上,首先我們必須搞清楚,特朗普的首要敵人是誰?這很清楚,是伊斯蘭國,是穆斯林極端國家和群體。朝鮮、伊朗、俄羅斯都不是特朗普的首要敵人。但美國的外交挑戰是談俄羅斯就要色變,這是一個很糟糕的狀態,他們從來沒有換位思考過俄羅斯怎么看美國。特朗普本人希望跟俄羅斯改善關系,但是困境重重。


(二)特朗普與國際安全新版圖


特朗普跟奧巴馬外交政策有什么不同?了解奧巴馬外交政策的特點有助于我們了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奧巴馬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做總統的時候有非常強的理想主義。他確實做了一些事情,結束了兩場戰爭,關閉了關塔那摩基地,削減了軍備開支,同時對日本廣島、古巴、越南做了化解歷史積怨的象征性的訪問,這都表現出他希望塑造一個和平的形象或者是氛圍。他積極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不管是G20、G7、APEC還是TPP,包括對氣候變化的重視并簽署了巴黎協議,都反應了他的理想主義。而這些,特朗普一個都沒有。

在奧巴馬時期,大國關系實際上非常糟糕,尤其是跟俄羅斯關系惡化,美中關系不能說惡化但是非常低落,到了各自為敵的狀況,不能說這是好事情。而安全領域,頻繁的恐怖襲擊和嚴重的核擴散威脅,日增的網絡不安全,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現象 。

特朗普有著不同的治理世界的理念。他首先希望改善美國和俄羅斯的關系,目的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是共同治理中東,因為美國承擔不了這么高的支出,所以希望通過俄羅斯來遏制伊斯蘭教極端勢力的擴展,同時防止該地區的核擴散,并從油價當中得到獲利。第二是避免跟歐洲的對立和沖突,尤其是在烏克蘭問題上。這是對奧巴馬政策的大幅調整。當然,從中他也可以贏得應對中國的籌碼,但并不是遏制中國,他只是打打牌而已?,F在,特朗普非常重視美中關系,中國經濟在全球和雙邊關系中的重量都是俄羅斯不能企及的,中國是美國的第3大出口國,而俄羅斯則排名第28位。同時,中美兩國的友誼歷史淵遠流長,美國民眾對中國比對俄羅斯更有好感。以前在美國研究俄羅斯的人骨子里面是仇恨俄羅斯的,而研究中國的人骨子里面對中國是友好的。即使現在有很多人批評中國,但是更多的是來自于誤解,或者是希望的落空,而不是仇恨。就美國民眾對中國比俄羅斯有好感舉一個例子,如美國人領養孤兒,大多數會選擇領養中國和越南的小孩,很少選擇領養俄羅斯的小孩。而且,去年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是30萬,而俄羅斯的不到6千,這是很大的不同。

特朗普的全球理念受到兩個人的重要影響,一是基辛格,二是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尼爾·弗格森201611月在總統選舉結果剛剛出來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特朗普的新世界秩序》。其實,文章早就寫好了。尼爾·弗格森給特朗普出主意,他認為奧巴馬的外交政策的失敗在于缺乏對國際秩序的整體思考和戰略框架,所以他建議特朗普要扭轉美國外交的威爾遜主義也就是理想主義,要重新組建美中俄新威權主義聯盟。不是暫時建立這個關系,而是組建一個聯盟。因為,正如剛才講到的在安全領域當中的諸多挑戰,大國既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同時也是受害者,而且更多的是受害者。但是沒有大國的參與,世界上的很多安全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但是很遺憾,現在大國之間只是在互相指責對方,沒有任何實際上的合作。除了在朝核問題上中國開始與美國合作,但是在反恐、核擴散、網絡安全上美中俄都是各做各的一套,互相對著干,這是當今世界一個很可怕的現實狀況。

尼爾·弗格森建議特朗普在貿易和南海的問題上不要與中國陷入全面的沖突?;粮褚策@樣說過,弗格森同樣這樣說,他說要尋求全面協商,奧巴馬確實在往這方面走,但是并不是這么好走。美中俄新威權主義聯盟是不是可能?中國的周邊地域現在還面臨著很多挑戰,這些問題都不是那么容易解決的,但是中美之間的互動、管控分歧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些問題都是非常棘手的挑戰。

特朗普的執政,確實有撲朔迷離的方面,他確實把這些東西都當成交易。猶太大商人索羅斯說他沒有什么原則性,但是原則性也解決不了問題,而且還會變得非常意識形態。特朗普采用以美國為中心的實用主義,或者說是機會主義、民族主義。他對意識形態輸出不感興趣,他大膽選用金融業的領袖、退休將軍,包括有爭議的人,他在談判的時候蠻橫、極度要價,他不在乎形式。像基辛格說的,他著重于結果,非常重視大國關系,雄心勃勃,渴望有所建樹,并且青史留名。

去年12月份,基辛格參加我的新書發布會時,我講了一句話,被中國新華社報道過,特朗普要么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要么可能會失敗得非常凄慘,但就是不會介于兩者之間。我還是這樣認為。特朗普必須要做很多事情來改變現在的狀況,也許這是美國的最后一個機會,但是由于他的價值觀念,他失敗的可能很大。因為從總體來講,他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總統,他到底能夠走多久、走多遠,都是一個我們現在無法知道的事情。

中美關系確實正處于非常關鍵的時刻,而且中國即將召開十九大。相比較而言,中國又處在一個非常好的背景中,盡管思變與求穩的矛盾很明顯,但是這個不是中國引起的,而是世界反全球化的勢力引起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兩國元首私交的良好開端和相似的使命感。習主席講歷史的擔當;而特朗普,盡管他有很多缺陷,但他一定要做一些事情,這當中有很多事情他用的藥方應該是對的,當然也有一些是錯的,但就恢復美國經濟,改變美國人的生活模式而言,又有一定的合理性。不管怎么講,由于特朗普的出現,由于英國的脫歐,由于其他的一些情況包括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猖獗、北朝鮮不斷挑戰全球秩序,全球的政治經濟處在一個結構重組的過程當中。

這使我想到了布熱津斯基(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的一句話:發展速度的明顯加快及發展軌道的不確定性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歷史特點。所以這個時候就特別需要領導者的智慧,需要對對方、對全球有一個更深刻、更全面、更準確的了解。

謝謝給我這樣一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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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這次習特會以后國內有媒體說,把習特會跟中美關系前兩次偉大的轉折相提并論,第一次偉大的轉折是毛澤東主席和尼克松總統的握手,第二次是鄧小平同志1979年訪問美國。甚至有說習特會的意義可能更加深遠。

這次習主席有一個說法: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這個話說得非常沒有余地了,一千個理由,這就表明了這一次習特會是一個新的,或者比過去兩次更重大的一個拐點。這是不是意味著中美關系將會穩定較長一段時間了?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這樣一個中美關系會對中國今后發展和國內的改革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A歷史人物需要用時間來評估,我們還處在歷史的進程當中。這使我想到了曾經有人問周恩來,問他怎么看待法國革命?他說現在評估還為時過早。所以關于這次會議的真正意義,我覺得可能現在來講還是為時過早了一點。但是我是在這個會談之前比較少的幾個樂觀者。我最近發表的一連串的文章都提出,美中關系會有一些令人驚訝的變化,我說的是要有想象力。這是出于幾個原因:第一個出于我對這美中兩國元首的觀察,我覺得他們都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傾向,就是希望美中關系搞好,這是真誠的。舉一個例子,我對特朗普的外孫女唱中文歌有很深的印象,她的弟弟也是這樣。

我覺得習特談得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好,主要原因是沒有其他什么更好的選擇。對于任何美國的決策者來說,都能看到在目前面臨這么大的挑戰,四面樹敵的情況下和中國作對不是什么上策。習主席講得非常好,兩國有太多的理由在一起合作。在經濟上、軍事上目前來講中國還處在發展的早期,還有很多的發展余地,盡管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中國面臨很多國內的問題,包括經濟、金融、環保、社會、政治等等,需要不斷地改進?,F在兩國領導人的挑戰是什么?是幫助教育各界的利益集團、美國的民眾、中國的民眾,對中美合作重要性能夠認識。這是需要時間的。

我也看到很多的難度,首腦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兩國領導人的默契還是不夠的。如果總統換了情況是不是會很糟糕?我覺得不見得,雖然我們必須要看到,實際上特朗普的很多特殊情況、他的不可捉摸的地方,為兩國關系造成了很大的不利方面。但我不同意一種說法,說中美兩國的關系壞也壞不到哪里、好也好不到哪里。我覺得這是不負責任的,中美關系就是要有想象力,要成為朋友。這次習特會讓中美成為了朋友,至少兩個首腦成為了朋友。難道好也好不到哪里嗎?我們就是要往好的方面想,要為此努力,因為事在人為。

特朗普這個例子回過頭來再講。1972年以來八屆總統都是走了同一條路——跟中國合作。原因就是他們的選擇余地是很小的。如果中國和美國真的打仗了,會是因為什么?我想不會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我對亨廷頓講的文化的沖突是不屑一顧的,中國的文化怎么可能會挑戰西方的文化,更多的是融合、交流和并存。也不會是什么意識形態的原因,因為現在不存在東風壓倒西風的觀點,美國也不是希望把中國完全打下去,中國也不是那樣。中美之間是有很多的共同點的,包括對法治建設的重視。當然會有利益的不同,但其實中美之間很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全球經濟的穩定。美國的前財長薩默斯講過,可以想象美國和中國都做得非常好,可以想象美國和中國都做得很糟糕,但是他根本沒法想象其中一個做得很好,另外一個卻一敗涂地。我覺得這是對的,因為是全球化,大家都從對方的成功當中獲利,而不是相反的。

既不是由于文化,又不是由于意識形態,也不是由于利益沖突,包括朝核的問題上現在很清楚,中國第一位的考慮是跟美國相吻合的。那么中美之間發生戰爭原因會是什么?誤解和誤判。我有幸在中國生活了30年,然后在美國生活了30年,我現在還在不斷地學習中,這也是我為什么經常來中國的原因。我覺得有太多的誤解、誤判,很多事原本不是這么回事,但是很多人以自己的想法套在對方的身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智庫的交流、合作,共同的研究、對話,各層次的對話就顯得非常重要,反過來又影響了決策。

我剛剛說到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訪問,首先中國領導人已經做對了很多事情,你可以想象,當時特朗普做的這些事,中國如果過度反應,兩國關系將會走向何處?走向不歸路都有可能。所以必須要說中國領導人沒有在這上面犯錯誤,做了正確的判斷。這一點我覺得現在就可以肯定,但是未來對這次會談的定位是什么,我覺得還需要看一段時間,尤其是看怎么跟各個國家的各種利益集團、各個層次的民眾來解釋這個政策,這是馬上面臨的一個問題。因為兩國的經濟都處在一個調整階段,不是那么容易的,換位思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我們更要加強對對方的了解。為什么會有報怨?有的根本沒有道理,有的有一定的道理,然后怎么能夠通過談判、合作來處理這些爭議和分歧。



Q美債現在的數額特別大,特朗普又要建一些基礎設施,現在又到了財政懸崖,美國對于美債的問題怎么看?因為美債是他們國內的債,又是中國外匯儲備的一大塊,我想聽聽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A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也經常接觸這些問題。首先美債確實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特朗普很多的振興美國的計劃將會使美債越來越大,而美元今后的動向,它的強勢或者是弱勢,都會對整個世界帶來很大的沖擊,這是在不斷變化當中的。

中國現在在做更多元的掛鉤,中國已經成為了SDR(特別提款權)的一個主要的貨幣,而且中國在這方面也在不斷地進行調整。中國銀行研究局的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講到,這是一個不斷變動的事情,今年跟明年的可能完全不一樣,這個月跟下個月可能完全不一樣,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有這樣的認識非常重要,否則由于人們的投機會對全球造成很大的沖擊。這個動態的趨勢應該是很明顯的,中國人民幣越來越強大。但是目前中國對房地產泡沫、對資金外流的擔憂,都使政府處在一個非常兩難的地步。所以結果就是大家在不斷地制造貨幣,但這只是推遲了很多的矛盾,未來很多的事情可能會有一個突然的變化。

從總體來講,我們處在一個金融非常不穩定的階段,這也解釋了很多的貿易保護主義,為什么中國的金融改革遲遲不能推出來,這需要尋找一個新的機會,需要有一個比較好的國際氛圍。這是一個經濟的問題,但也是一個全球戰略和安全的問題,跟世界秩序的穩定都是連在一起的。

我無法更直接的回答你的問題,但是你所表達的擔憂是對的,l特朗普政策的意義和你的解釋也是對的,但是中國已經有所準備,這不是由于特朗普才準備,特朗普之前就有準備。



Q我看到您本科是學文學的,碩士在加州伯克利學的是亞洲研究專業,博士是在普林斯頓讀的政治學專業。我相信今天您演講完之后,我們在座各位對您本人是很好奇和崇拜的,我想請您介紹一下您個人經歷,也結合這個經歷談談目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對我們晚輩有些什么建議?

A因為很多偶然的因素,我換了很多的職業,在中專讀過書,在上海做過醫生,當時中專畢業就可以做醫生了。到伯克利的時候我走錯了門,本想繼續學文學的,但是在伯克利有三個關于亞洲學的院系,一個是研究亞洲的文學,第二是研究亞裔美國人,第三個我不想進但是最后進了,就是亞洲的政治經濟。當你選了這個是不能馬上換的,所以我就只能學了。伯克利當時有很多非常重量級的老師,而且我得益于他們很多關鍵性的指導,當時我還是喜歡文學、關于五四運動當時有一本書是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我覺得太好了,想研究文學。

但同時我對技術官僚的課題感興趣,當時技術官僚在臺灣開始出現,在80年代中葉的時候,中國大陸還沒有這個概念。所謂的技術官僚就是學工程師出身的人做黨和政府的官員,當時有一個部長級的官員就是李鵬,省長省委書記層面為零。我跟我的導師提出了我感興趣的兩個方向,他說你不要研究五四運動了,很多人在做五四文學的研究,他說你就做技術官僚研究,未來會是中國研究的熱門。

帶著這樣的想法我開始做中國技術官僚的研究,過去三十年中國技術官僚迅速上升,到最近幾年出現下落,這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當時建立了一個數據庫,就是中國的中組干部都在里面了,開始是幾千人,現在到了近3萬人了,當然也同時建立其他幾個專題的數據庫。

這里面涉及到一個問題,你如果到海外去學習,首先你要不斷地適應環境,有的時候是歪打正著,你要回避自己的短處發揚自己的長處。就像我研究中國政治是關于領導層的,我找到一個點,這個點到現在為止也是一個比較少研究的,畢竟到現在還是比較敏感的。

你要研究人,人是最難研究的,西方人搞不清楚,比如你建的數據庫輸入黨委書記,還有一個是黨組書記,誰搞得清楚這兩者間的不同?西方沒有人搞得清楚,你叫一個外國文化背景的人來搞這個東西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抓了這一個空檔開始做研究,然后逐漸地被接受。你要人家接受是要通過很多的數據來支撐的。

最近十年我加入布魯金斯以后,跟中國的領導人本身有直接地接觸,但是我從來沒有寫過他們談話的內容,我覺得這是對對方的尊重。我希望能夠更多的用數據說話。但是對我來講,跟他們接觸,尤其是和中國最高領導人接觸對我的研究是很有幫助的,這樣的機會以前是沒有的。另外由于布魯金斯學會經常與美國的政要接觸,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見國會議員或行政部門的官員,這種接觸告訴你很多的東西。這也是為什么我老是在說,有很多東西是外界誤解。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我們談話的內容錄音下來給中國人聽會怎樣,美國的決策者絕對不是要遏制中國、不是要打壓中國,更多的是一種良好的愿望,包括希望中國走上民主的道路,實際上是對中國人民的尊重,他們認為你跟他是一樣的人。但種族主義者不會認為中國會有民主,他們會認為中國人本來就是低人一等的。這種種族主義者是極少數。

還是回到剛才提出的問題,年輕人出國留學或者不留學都是有利有弊的,而且我覺得要結合自己的長處、短處,根據自己的喜好,所有你學的東西都是有用的,我以前學的文學、醫學,亞洲學,政治學和各種各樣的知識結構對我今天對領導人的研究,對美中關系的研究都是有用的。

10年前到智庫工作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原因是我覺得現在智庫越來越重要。在美國現在出現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就是學術非常專業化,跟實際脫離了,也就是我經常講的經濟學變成了數學,政治學變成了極端的統計學,實際上我做的數據研究不需要非常高深的統計模式,只要百分比就可以了,何必要那么專業的、沒有多少人看得懂的東西,這種量化走入了一個極端。智庫好一點,智庫必須要回答很多的現實問題。

我還是非常樂觀地看待中國智庫的發展,尤其是像你們這樣在短時間當中做得非常好。西方現在變得越來越保守,包括特朗普對華政策,我想用李白《早發白帝城》的詩句形容中美關系,這兩句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尤其在美國,批評聲不斷,這反映出的問題不是特朗普的問題,而是美國知識界的一些問題,保守、僵化。當然他們并不是故意的,有的跟中國毫無關系,更多的是與美國政治有關,但這都會造成很多錯誤的解讀。

目前美國國際關系的學術界、大多數是反對特朗普的,沒有進行很合理的調整,所以這也造成了他們對習特會評估判斷上接連出現的很多錯誤。


Q424日特朗普宴請了安理會的代表,他在里面談到了美國對世界的付出,包括30%的軍費都是他出的。我們剛剛談到中美俄三國的治理架構,他把整個安理會請到辦公室來,他是想建立一個什么樣層級的架構?

A我的理解,他最緊迫的問題是關于朝核的問題。同時你剛才的解讀是完全對的,實際上特朗普跟斯蒂芬?班農都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想法,就是認為美國承擔這種全球領導者,繼續從事福利社會這條路走不下去,要進行調整,在全球當中要非常有針對性地來維持美國的領導地位,否則承擔不了。而福利社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調整,這是班農跟特朗普主要的想法。

班農曾經講過,有兩件事情影響了他,一個是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說明整個金融業會失控,會對整個世界有災難性的影響,所以他要改變美國的運行模式。另一個是“911”,他說仇恨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他必須要有所反應,否則會接連不斷。他的這個判斷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這是另外一回事。但可以了解他們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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